英国NHS与等待的女性 ｜ 三明治
作者｜王木木
编辑｜旁立
急症室的钟
墙上的钟显示凌晨两点多了。
我在一个人，在国王十字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医院的急症部。穿着蓝色制服的护士不停地在我旁边穿梭。斜前方有两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一个满头银发剪着樱桃小丸子发型，穿着廉价但整洁运动服的老太太。旁边是一个看起来年过六旬的老头，身上衣服有些肮脏，一直在自言自语。再远一点，老人们的右边，是一个歪斜着躺坐在轮椅上的中年男人。他身子大得有点放不下这张椅子，两只脚一前一后地快耷拉在地上，像一条泥鳅。衣服往上掀，裤子往下掉，露出内裤的上缘和一截明晃晃的肚皮。那张脸，醉得不省人事。
前面已经有过一次在英国去急症的经验。我知道急症急不来。基本上进了这个门，等个三四个小时跑不了。更何况今天似乎撞上了急症高峰期。打架的非裔青少年、无家可归血液感染的流浪汉、哭泣地昏天黑地还好不断有朋友来照顾的中年英国妇女、全身黑脸色苍白的哈雷迪犹太人夫妇，更别提一堆风格各异的嫌犯和看守他们的警察，挤满整个急症室。
如果不是我刚才整个人近乎晕厥和护士求救，才轮不上我从急诊大厅升级到了急诊就医区。我默默安慰自己。
又过了一会儿，刚才询问了我病史和药史的非裔小哥过来：“你这样流血不行。我们要再给你打一些传明酸止血。”“安全吗？我这个星期吃了五天了。““安全。”“那行吧。”
他随后把吊瓶推到我面前。“不好意思。我有针头恐惧症。可能会有些焦虑，先和你说一下。”“没关系的，你别看就行。”手上刚才已经埋好了管，他只需要把他们接上。就转身离开了。
也不知道过了几分钟，我一阵恐慌袭来。心跳开始加速，人喘不上气，直冒冷汗。“不好意思，能帮我看一下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药，现在整个人有点难受，要不帮我调慢一点吧。”
后来的事情我已经不太记得，只知道我的手脚都开始麻木。好像被一些无形的力量不断挤压，挤压到快要爆炸。头脑还是清醒的，但我无论如何也动不了我的四肢，两只手都僵持在一个奇怪的状态。像得了电影中霍金得的那种渐冻症 ——明明脑子很清醒，但任凭怎么想，都无法控制身体。无助和恐惧，逼得我无法呼吸。三个护士全部围到我面前，给我量血压、测血氧，看瞳孔。
“你以前试过这样吗？”“没有。”“放轻松。你的身体指标一切都正常。”仪器也都在面前。我知道一切正常。
先前给我输液的小哥可能有点吓到，站在左边看着我。非裔大妈护士站在中间一直告诉我没事。右边是一位亚裔的小哥哥。大概三十岁出头。我从进了这个等待区一直观察他。他不苟言笑，做事雷厉风行，还差点和另外一个病人因为等候时间起了小争吵。但无论是帮一直喊饿的流浪汉订餐，还是看到性格暴躁的嫌犯太多后主动把很多病人都转移到小房间里，又能看到他对每个病人细心和善意。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再怎么用力，还是无法移动。“可能焦虑症发作了。”
他不断给我揉搓我的右手。右手，慢慢缓了过来自己能动了。双脚也渐渐恢复了知觉。唯左手还一只保持着僵住的形状，像鸡爪，又像恐龙。护士大妈给我拿了一杯水，说你试试，自己拿起来。我刚开始使劲了脑力，想控制手，但却怎么也动不了。还好过了一会儿之后，慢慢有了知觉。
这次小插曲过后，众人散去。我继续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看着墙上的钟。期间来了不少警察和嫌犯，有些嫌犯似乎能和警察谈笑风生，有一位则与警察因为种族问题吵了起来。
等时针又不急不慢地走了一圈，才终于见到了急症医生。他看起来和我年龄相仿。面对他又重复了一次我刚到急症时对护士的病情描述。
“有几次的血块，我都拍了照片。你想看吗？”我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刚到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把照片给负责登记的护士看了，但那是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我看了一下吧。”简单的检查后，他答应我会帮我联系妇科医生。“这个医院的妇科很棒。你不用担心。”
墙上的钟再转了一个小时，我见到了急诊科的妇科医生。第三次讲述我了复述了今天的病情。第三次给人看了几张触目惊心的血块照片。全然顾不得隐私。
差不多凌晨六点，妇科医生告诉我。他和我的顾问医生通了电话。在英国的公立医院里，临床上最高级别的医生被称为顾问医生（consultant), 可以粗略地相当于国内的主任医师。他们是个案的负责人，一般如果有手术，也是他们主刀。另外一个在行业里高级职称是教授（proferssor），更加罕见，因为除了临床，还有学术研究和发表的要求。以前我就曾在这个医院被分到一个年长的女性医生，她的职称是教授（proferssor）兼顾问医生（consultant)。以常人难以企及的能力和精力两手抓，肉眼可见的被尊敬。
急症的妇科医生告诉我，顾问医生说我可以回家了。回家之后要继续吃口服的传明酸止血，直到周五上午的手术前。“你是说，手术可以照常进行?”“是的。”
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这可是从确诊到现在已经快两年，等了一年多，碰到过无数次沉默和拒绝后终于安排上的手术。没想到，终于等到了。
一箱安睡裤
“你大概隔多久会浸湿一次卫生巾？” 急症室的非裔护士小哥满脸窘迫地问我。“嗯，这很难说。因为我流血的量太大了，所以用的是安睡裤(Period Underwear)。”“这是什么东西。” 小哥一脸困惑，窘迫还没有从他身上离开。他继续压低声线。还悄悄不好意思地瞄了瞄左右，像是要以防其他人听到。“我给你看吧。”我拿出手机，找出自己最近下的在药妆店 Boots下的订单。一共20盒。
这个订单送来的时候，快递箱比一般的药妆店快递大了好多倍，折叠好后还是放不下我那个家家户户必备的绿色回收箱。因为英国这类的女性用品选择有限。市面上只能买到这个护舒宝（Always）的这一款。打折的时候也要0.85镑（约合人民币8元）一片。按照我的出血量，有时候一天就得用掉五六十人民币。而且它还添加了香精，所以有时候我会斥”巨资“从国内转运安睡裤来。想想都有点好笑。朋友的转运快递打开是衣服、零食或者其他小玩意，我的一打开全是安睡裤。重量轻但体积大，所以贵。
安睡裤在过去的两年里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必备。它也像一个隐喻。就像护士小哥无法理解什么是安睡裤一样，别人甚至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理解这种在我身体里的疾病，以及它带来的症状。
子宫肌瘤是女性子宫的常见病。
我其实不太用”病“这个词，因为现代的医疗体系有时有过度医疗化和污名化的问题。
我的学科训练告诉我，“正常“与“不正常”，“疾病”与“健康”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更何况，按照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下简称 NHS）的说法，三个女性中就有两个会在她人生阶段的某一个时刻获得一枚子宫肌瘤。简直普遍得不能再普遍。大部分人的肌瘤没有症状。甚至有些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子宫里还长了额外的东西。
不过，这大部分人是幸运儿。在获得肌瘤的这个群体里面，三位女性中的一位就会有不同程度的症状。包括经期出血量大、淋漓不尽、腹部、背部疼痛等等。
我的经期一向规律，没有疼痛等问题。最多有点经期综合症，长一长痘痘或者发一下脾气就完事了。从两年前起突然经期开始延长，并大量出血。出于谨慎的态度，我和我的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s，以下简称 GP）联系，麻烦他们帮我约一个B超检查。为了要享用全民免费的医疗服务，在英国每个人有居住地后都应该就近找 GP 注册，这些全科医生执业的地方可以理解为社区诊所。以后，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先找他们。
GP和社区诊所在 NHS 系统中充当一个把关人的角色，他们会先对你进行一些基本的问诊，还可以安排血检、B超一类的基本检查。如果他们认为你的情况需要进一步跟进，就会把你从社区诊所推荐到（refer）大医院给专科医生。这时候，恭喜你，你的看病之旅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一般在中国我们习惯到大医院咨询医生的情况，GP都会把你拒之门外，告诉你没有什么大不了，开点药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
也许是因为有先前的病史，也许是稍微知道怎么和英国医生打交道，也许是因为幸运，我很快就约上了B超。做B超的那个社区诊所走路可到。我当时住在伦敦的东边因为2012年奥运会而发展起来的区域。由于政府的改造计划，除了奥运村和体育馆，这一片大部分都是新建的高层住宅和商场。还有处于伦敦地铁2区/3区之间的巨大交通枢纽站。
我这个社区诊所也比一般的诊所更加崭新，而且自己就有配备B超仪器。躺在白床单上，看着天花板，我有点忐忑，但又想说服自己没事的。我心里有一个预期，但我不想它成真。
“怪不得你出血那么严重。你有两个子宫肌瘤（Fibroids）。有一个凸向宫腔。” 非裔超声波检查医师平静中略带一点担忧地和我说。
子宫肌瘤这个词，是我当时最不想听到的话。我当然知道什么是子宫肌瘤。我的妈妈，还没有到四十岁的时候，就因为子宫肌瘤在手术中摘除了子宫。
这件事在我们家里是个不怎么被提起的话题。当时我年纪还小，只记得有段时间舅舅每天都来我家做饭。有好几个中午，我站在房间外，看着舅舅搬一个脸盆明晃晃的水，来到妈妈房间帮她洗头。这事就算提起来，也只是在说相识的医生怎么怎么好，以及在术中开腹后，医生发现情况不妙给了她两条路保守治疗只切肌瘤或切除子宫杜绝后患，她当机立断说那就摘子宫，还被在场所有医生夸奖。但我知道，这个骄傲背后也有隐藏的心酸。毕竟，对一个年轻的女性来说，摘除子宫，意味着彻底和自己生育的权利告别。四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妈说起自己做手术的经历。刚开口提了一句：“我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就在我们面前忍不住留下了眼泪。
没有消解的情绪，身体会记得。我妈是个很坚强甚至好强的人，从不轻易掉泪。但这次的眼泪，是为她的子宫，她的伤痛而留。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后，这件事却没有离开，只是在内心深处潜伏了二十多年，一旦盒子被打开，说来就来。
所以当超声波检查医师说子宫肌瘤的时候，我虽然表面上尽量压抑情绪，用平静的语调和她说，我知道什么是子宫肌瘤，我有家族史。但我满脑子里其实都是恐惧和担忧：为什么是我？我该不会也要摘除子宫吧？我还想要孩子呢！我不会和我妈一样吧！
“我们会把你推荐到大医院。你最好还是那边看看。”
从那天以后，我开始了有意识的与子宫肌瘤共存的生活。也正是那个时候，身体里面的一些恐惧和焦虑开始萌芽。症状愈演愈烈，经期越来越长，出血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明显。然后安睡裤就来到了我的生活中。
虽然它们成了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在很长的时间里面，这件事情是无法和其他人说的。就像月经在许多文化是一种禁忌。和月经相关的疾病更是一个让人避讳及难以启齿的问题。更何况，就算是女性之间，许多人对子宫肌瘤也有误解。很少人知道子宫肌瘤的症状各式各样。但随着对这个疾病的了解，我知道有人开刀后能取出近百个肌瘤，我知道有人会重度贫血到生命垂危。更多的人，可能和我一样，每个月忍受着有时候长达两个星期的经期，经期间会出现不规则流血，持续的疼痛，还有贫血带来的眩晕、恶心等症状。但经期结束后，生活又似乎回归平常。平常到你自己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了，没那么严重。直到下一个经期的出现，你不得不承认肌瘤的存在。生活就在这种周期性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伴随着自我怀疑而摇摆。
久而久之，我习惯了独自面对它从子宫弥漫到大脑的各种影响。同时，还不能忘记在包里放上一包安睡裤才能安心。
巴士上的电话
第一次和 GP 做完 B 超后，我接到了医院安排的检查通知。三个月后。
这次的超声波检查医师是一个年轻很轻，说话也轻声细语的女生，她问了问我的症状，然后让我躺在已经铺好了一次性床单的检查床上。她先在我身上涂了冰凉的凝胶，有点冷，然后用探头仔细地在我肚皮上地前后左右推动。那一天的细节已经被时间消磨得模糊不清。就记得她在和我解释完她看到的肌瘤情况后，含蓄地表示没有办法再和我讨论下一步处理。请我回家等候新通知。边说，边把粗糙的纸制的一次性床单抓起来，揉成一团，发出唰唰的声音。
几天后，我在医院的电子档案中，看到她是这么写的：“其中一个黏膜下肌瘤（Submucosal）1型，超过50%凸向宫腔。今天因为只安排了检查，我们无法和病人进一步讨论病情。希望你们能把她推荐到本医院的妇科进行后续处理。”
又过了两个月，我收到医院给我预约信。
预约安排在一个月后的9月。是一个电话预约。收到信的时候我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作为一个第二语言使用者，使用英文与医生面对面的沟通病情很多时候都要借助翻译和图像，更别说通过电话了。通电话还常常有信号问题。更重要的是，电话沟通的时候医生也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医生，心里总是有那么些不安。
但电话就电话吧。
她打来时，我坐在伦敦标志性的鲜红双层巴士上，巴士正以龟速行进在每日都拥挤不堪、混杂喧闹的优思顿路（Euston Road）。按下通话键的时候我还看了看窗外。右前方是伦敦圣潘克拉斯万丽酒店（St. Pancras Renaissance Hotel London）。可能是因为哈利波特的关系，人们常常误认为这个宏伟的建筑才是国王十字火车站。而真正的国王十字车站则是它东面的那个更加矮小、衬托下不那么显眼的建筑。扫一眼车站前面的广场，游客、上班族、学生、流浪汉，有的行色匆匆，有的漫游晃荡。这个地方一如既往地繁忙、肮脏，带有生气。
电话的那头，医生告诉我，目前 NHS 的压力过大，为了减少大家的等候时间，大医院会和社区医院合作。她则是来自其中一所社区医院的医生。在结合我的报告和我的描述后，她说：
“你这个情况，可能要进行手术。”“手术？”我一听到这个词就警觉了起来。“是的，因为如果你的症状已经影响到你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就必须要处理。而且长期的大量出血会导致很多其他的问题。”
她接着说：“你可以安排来我们医院做。在X地。” 我不知道具体位置，但我知道这个地方在遥远的北边，至少在伦敦交通系统的 5 区。这个城市大概依靠交通分区就能知道偏位程度, 出了6区就已经不是伦敦。“如果我想回到我原来的医院做呢？”“也可以。但是要等。“等多久？”“不好说。我想按照现在的名单，大概圣诞节前后吧。”
不知道哪里来的直觉，我想了一会儿，就和她说我想回原来的医院。她答应并祝我好运后就挂了电话，语调有点平静，也有点程序化。再望一眼，大巴依然堵在优思顿路上，估计行进了不到 500米。我拿出手机查了查。果然，她的医院在距离我家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的地方，谷歌地图上评分只有 2.7 分。虽然这位女医生在电话里听起来还算靠谱，我还是认为自己做了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毕竟当时我的症状，还在我自己觉得可以控制的范围。
没想到，这电话一挂，再一次和医院沟通，就是一年后。
隐秘的疼痛
抬眼看一下电脑左上角的电子钟，十一点三十二分。为了备课，我在看一篇讨论在开罗的伊朗难民的论文。边看，肚子有点隐隐作疼。又过了会，十四页的文章终于看完。这个疼痛似乎愈演愈烈。但它又是那么熟悉。查了查日历，这可能是我经期快来的信号。
这个疼痛就在肚脐的下方。很难去形容它。既不是刺痛，也不是绞痛，我一时半会儿间不知道怎么办，只好用手摸摸子宫的位置，以一种近乎欺骗自己的方式，期望这样可以安抚它。
这一招有时候还真能起效。仿佛在皮肤互相接触的那一瞬间我的意识和我的子宫能对得上话，我的身体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意识轻声地安慰子宫，子宫温顺地接受安慰。自从得了这几颗肌瘤，身体和大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紧密到有时候精神一紧张，下腹部就会不自觉地疼起来，比如说在酒店的房间里和朋友谈论到过往一些平日不愿回想的经历，比如看到新闻中绝望且无解的战争和伤亡，又比如想到当下这几天的工作量。
只可惜，手一拿开，那种蔓延在下腹部的不适感又浮现出来。他们再次成了一个个分裂的局部，互相对抗：一个不停发出疼痛的信号，一个不停地想压抑这种疼痛。最终两败俱伤。我只能劝自己赶快睡下。幸运的话能睡到明天。睡醒，估计布洛芬和扑热息痛又要派上用场了。
冰箱上挂着的月历一张一张地撕。撕了四次，来到了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我的耐心也在这等待中蠢蠢欲动，似乎想挣脱这个身体，离我远去。而我的肌瘤则相反，更加耀武扬威地用它的方式宣示它的存在。
1月6日，第一封邮件。我以新年快乐为开头，询问医院的妇科门诊我的手术安排是否有所进展。
1月31日，再次追问。
我第一次体会到信件石沉大海的感觉。
回国
3月，由于疫情和学业，在阔别中国将近四年，我第一次回了家。回家前，联系英国医院无果后，我再次联系了社区诊所，希望他们能帮我催促医院。本来程序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们对医院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不知道是因为架不住我的“骚扰”，还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在临行前的一天，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一个英国医院 7 月份的预约通知。除了时间、地点，预约上什么都没有说。我不知道我的顾问医生是谁，是男是女，哪天讨论日程是什么。即便如此，这张纸还是给了人一点廉价的安心。
虽然在英国已经有了一个预约，但为了安心起见，这次回国的行程就是找几天上省会医院，听听国内医生的意见。
这个南方城市还是我记忆中那个乱哄哄又闹哄哄的样子。火车站门口的交通一如既往地被的士和其他车辆搅得毫无秩序，耳朵里都是哔哔哔的喇叭声。司机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路口左转成功。开着车窗，呼吸着久违的掺杂着汽车尾气的亚热带空气。我好像丝毫体会不到别人说的那种恼人的潮湿，而是一种明朗和熟悉，就像我回到这个居住了五年的城市的那股心情。
几天后，我先约了B超。想看看肌瘤是不是有长大。结果我刚一躺下，B超医生就满脸愁容：“你这个情况不好，赶紧找医生看。” 报告的单子上，最大的肌瘤比之前长大了2公分，血流信号丰富，且子宫内膜厚度达到了29mm。每一个描述，都在薄如蝉翼的纸上，但似乎有千斤重。正常的子宫内膜就算在分泌期也就12mm。而检查这天在我的月经刚结束后，照理说，应该很薄，在4-6mm左右。
第二天，我一早在朋友的作伴下来到了肿瘤医院。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在网上对比了几家医院的专门处理子宫肌瘤的专家，有几间综合性医院的专家时间对不上，所以选择了这里。
没有来过肿瘤医院的人很难体会这个地方那种特殊的气味。也不知道是他们用了特殊的消毒水，还是空气中弥漫的失望情绪。各种窗口倒是比我想象中的更加井井有条，除了医院大部分的空间里都站满、坐满、蹲满了人。癌症、恶性肿瘤，化疗这种在日常生活中耸人听闻的词，在这里不过稀疏平常。
然而到了门诊外，景象就截然不同了。
走廊上站满了人，似乎有一条队伍，又没有队伍。连排队都不知道从何排起，生怕站错了队或者是插了别人的队。好不容易进了医生的门诊。里面更是混乱不堪，排到的人坐在医生旁，但剩余的空间里还站满了和问诊人毫无关联的其他病人和家属。不断有人打断医生讲话，询问一些自己的问题。
医生的对面大概是她的助手。负责先看一遍病人的病例，询问基本情况，并开各种药物和检查的单子。我先在助手旁的木凳上坐下，又顺利“晋级"到医生旁。只见她，满脸平淡，口罩后的脸只露出了眼睛。我完全不知道她的样子。瞄了一眼我之后，医生就转头看向屏幕，看我的B超结果和病史。再转过头来，就是毫无预警略带长辈式责备的一句：
“什么年纪了，你怎么还不生小孩！”
不用正眼看我在一旁站着的朋友，我都知道她的下巴惊掉到了地上。医生说出这句话的瞬间，这个空间在一秒间只剩下她、我朋友、还有我。但再仔细听听，这个房间其实又依然那么嘈杂，除了我俩没有其他人在乎医生说了什么，他们只是继续在说着自己的事情。
虽然有些错愕。我却异常平静。因为我知道医生在说什么，毕竟以目前有限的医学证据，子宫肌瘤极有可能是雌激素过多造成的。生育可以刺激孕酮的生成，抑制雌激素，因此子宫肌瘤在生育后的妇女和绝经期后的妇女身上更加少见，或者即便出现了，问题也不大。虽然有悖我生育自由的价值观，况且我暂未生育只是因为各种现实情况还比较动荡，但因为有了这一点点医学了解，我没接话。换了个方向：
“医生，你看我这个子宫内膜是不是有点厚。”
这回变成医生错愕。她回过头，又反复看了一下报告。谨慎又冷冷地说：
“你做个刮诊吧。”
然后示意我，属于我的时间，在这五分钟里结束了。去对面助手那边约“刮诊”的时间。
回想那天在医院里，我并不知道“刮诊”是什么。“刮诊”的前一天，我拖着行李，来到一家小旅馆，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搬到新旅馆的那天，我到楼下吃了一碗云吞面。还拍了拍照，不知道为何想留作纪念。
第二天再次来到了医院，我以为自己没事的。压抑着内心的起伏，应对着混乱的等候系统和恶劣的态度，在一切手续办好后就坐在冰冷的金属凳子上。但越是压抑，越是紧张。终于到我了，我走进那个房间，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医生。
她看了她我的病例，然后以一种我措手不及的和善态度对我说：
“你这个情况，不要做诊刮。你还想要孩子吧，这样对你子宫有伤害。何况你这个肌瘤在黏膜下，而且也不小，我刮不出什么来。万一搞不好，还会流血不止。找个可以做宫腔镜的医院和有经验的医生，用宫腔镜看看吧。这个医院做不了。”
我心里长舒一口气。诊刮是诊断性刮宫的简称。简单来说就是刮取子宫内膜进行活检，再做出病理判断。孕早期的人流或者流产不全的时候也会采取这个措施。诊刮的时候要用器械撑开宫颈口，把刮匙伸进子宫内取样。整个过程是没有麻药的。按照医学上最常使用视觉模拟量表（VAS）来描述，大概是中度疼痛（4-6分）：疼痛不可忍受，影响日常生活、无法入睡。
说完，这位女医生起身，把我送出了房间，和我朋友又重复了一遍她的意见。她似乎在我进门的一刻就敏锐地觉察到了我恐惧，又贴心了帮我想了一个更加周全的方案。
第二天就是我回家的日子。我逃跑式地狼狈地踏上回家的高铁。这几天的经历让我觉得暂时远离一下这个城市能让我安心一些。但石头还在半空中。
回到家后，我又悄悄地一个人去了当初妈妈做手术的那个医院，也是18岁前最常去的那个医院。虽然医院的内部和周围都进行了很大的改造，但我还是觉得安心多了。因为时间有限，我又拍了一次B超，前后看了两位医生。B超室里的几位医生还围在一起观摩我的影像，并说：
“哎呀。你看这里，这里，这里，都有。这个是典型的多发性子宫肌瘤。糟糕。”
说好的两个肌瘤呢？
原来我的子宫里可不止两个。这是不是说明就算我做了手术，我这种体质以后还有可能继续长？两位医生看到我这个情况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有些面露难色。但看我一紧张，又简短地安慰我没事。只是强调说，你要尽快做手术。月经干净之后5-7天来，报道后手术应该第二天就能安排。
由于我月经刚过，按照目前的情况，要等到第二次经期结束大概要一个多月。虽然感觉到了国内医生的紧迫以及相信国内医疗的速度，但由于英国的工作不想拉下，且担心国内做手术就要和家人坦白，以及侥幸地认为有了国内的检查结果可以催促英国的医院，我照原定计划踏上了回伦敦的航班。
3月底，给英国医院的第三封邮件。附上在中国的B超报告。4月底，再次追问。6月底，对妇科门诊已经死心，发到医院总预约邮件。当天收到他们同时抄送给妇科门诊希望他们跟进去的邮件。
再次石沉大海。至此，流血的量和周期已经让我已经越来越无法处理自己的症状，耐心也完全被消磨殆尽。除了疼痛，我常常需要用额外的时间来清洗床单、坐垫。如果是经期去朋友家，每隔一会儿就要跑一次卫生间确认情况，别人有浅色沙发的能不坐就不坐，上车拿塑料袋垫在屁股底下。还有很多时刻，呕吐眩晕也是家常便饭。我的肌瘤就像一个调皮的小孩，有时候明明好几天没有怎么出血，但只要我一有重要活动，它又得以各种方式吸引注意力。
有时候已经经期尾声了，照理应该不会出什么大差错，但我依然如条件反射般不停地查看坐垫，就怕那一点点红。
NHS 与等待的病人
6月底，在那个不知详情的预约开始的前一周，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然而就在预约的前一周，一封来自医院系统的邮件飘入了我的邮箱。接下来的内容印证了一个不祥的预感：7月初的预约被改到了10月中，没有具体的日期，且没有任何解释。
于是我彻底按耐不住了。一番搜寻可能的投诉途径后，我在键盘上敲下给 PALS (The Patient Advice and Liaison Service) 系统的开头：
“非常遗憾，我必须给你们写这封邮件。”
一般医院有两套投诉系统。一套是正式的投诉系统，一套是非正式的PALS 系统。PALS 直译过来就是就是“病人建议和联系服务”。正式的投诉系统涉及全套的调查流程，医院网址上说反馈周期大概在30-65个工作日不等。而非正式PALS 更侧重于解决问题，比如代表病人通过非正式的手段与医务人员及他们的高层管理人员接触，以解决当下的困境。
在BBC讲述初级医生（Junior doctor）的迷你剧《疼痛难免》（This Is Going to Hurt）中，幽默以至是毒舌似乎是医生护士们在这个残酷系统中存活的唯一方式：超长的工作时间之余，还要应付各类考试。直面生死的精神负担、过度的劳累、晋升之前的低工资、缺乏支持体系最终导致了剧中实习医生那个突然，又不那么突然的离去。
而在现实生活中，根据一慈善组织的统计：平均每两周都有2位医护人员自杀，每三周就有一位医生自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从我来了英国之后，NHS 系统罢工不断。以前大部分的罢工都是初级医生，但今年夏天连已经十几年没有罢工的顾问医生也开始参加罢工行动。要知道，一般当其他的岗位上的医护人员罢工的时候，都通过顾问医生加班来应对病人的需求。但如果是顾问医生也罢工，没有人能完成他们的工作。不说慢性疾病的病人就窒息在无尽的等待中，紧急情况如手术、急症等也被无可奈何地推迟。NHS这个源于二战后国家福利体系的产物本就在新自由主义旗下的现代英国岌岌可危，再加上新冠疫情，以及疫情导致的一系列通货膨胀等问题，本就千疮百孔的一切更加雪上加霜。
也就是因为知道背后的这一些情况，我愿意适时等待。但也就是因为这样漫无目的的等待，让我的身心备受折磨。病人和医生，都在系统的挤压中各自承受。更何况对于我们这些移民来说， NHS 虽然是所谓免费的医疗系统，但实则并不免费。除了税收，非公民无论申请学生签证还是工作签证的时候，都需要支付一项移民医疗附加费（IHS, immigration health surcharge), 目前的标准是学生及18岁以下未成年人每年 470英镑，其他人每年624英镑，签证多少年就交多少钱的钱。根据最近提交的修正案，政府计划在 2024 年提高移民医疗附加费。一旦通过，学生及18岁以下未成年人将需要支付每年 776 英镑，其他人每年1035 英镑。为英国越来越来越精英化的移民环境设下一道新门槛。
英国人可能特别害怕投诉。自从接上了PALS系统，沟通变得异常的流畅。不过为了做两手准备，我甚至还制作了详尽的的私立医院清单，上面少说也有十间医院，顾问医生、手术费、麻醉费各项一一列清比较。英国的私立医院参差不齐。虽然很多时候环境高档、态度亲切，但在私立被越看越坏的情况身边也略有耳闻。所以找私立医生的过程中，要通过亲朋好友、医生点评网站一一比较。一个当地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伦敦最好的私立妇科医院的一位顾问医生M女士。除了在此坐诊外，她也有自己的诊所，子宫肌瘤是他们的特长之一。
几天后，在我的几次催促下，公立医院给我发来了下一次预约的详情。巧的是，其中顾问医生一栏，写的正是M女士。在英国，特别是伦敦看病就是这样，你可能在公立私立都遇上同一个医生。在私立看出钱，在公立看花时间。看你愿意花哪样。
手术
终于，我在伦敦的七月里再次踏入了医院。躺在超声波检查床上，也许是觉察到了我紧张，医生忽然和我说了一句话想要缓和氛围：
“哇。你知道吗？我们同月同日生！”
随后，路过的非裔护工大妈也凑过来：
“我也是4月出生的。4月出生的人最棒了！”
虽然漫长的等待既折磨人又延误病情。但在我所有与英国医院的经验中，只要不是在急诊，都感受到医生、护士对患者的尊重，及对患者需求的关注。病人不是一台毫无感情的机器，在治疗的过程中，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重要。
虽然有时候也会闹出笑话。
11月，在急症事件的第二天早上。我按照预约的手术时间，踏入了医院。在术前与我的麻醉师沟通的过程中，我和他说我有一点针头恐惧症，怕一紧张吓到他，想给他提个醒。
“那怎么做能让你好受一点呢？”“就和我说话吧，转移下注意力。”
于是当我走进麻醉室，躺在床上等候插管的时候，这位麻醉医生可能想到我需要他和我说话，居然开始事无巨细地介绍起插针的流程。
“对不起。但...别告诉我细节。” 我哭笑不得。
“没有细节！” 另外一位更加高级的麻醉师马上附和我，转头和我说了一些其他东西。
1，2，3，4.... 带上面罩，在他们要求的数数下，我陷入了昏迷。
再次醒来，已经是四个多小时后。
“就和我术前与你说的一样，这次手术只能切除一部分肌瘤。等四个月后，复查看看你的症状，再决定要不要进行第二次手术。” 术后医生和我查房的时候这么告诉我。
英国的医院，每次看完病医生一般各项结果都不会做太详细的解释。不像国内每次看病检查都会拿到一叠很多时候如天书搬的医学报告。这个时候想知道更多消息，就只能自己去NHS或者医院的网上系统了解。所谓的下一次预约，也只是口头消息，还好一个月后我就顺利收到了预约的邮件。好像只要进入了医院的系统，一切都更加顺理成章。
结语
手术刚结束的一两周里，总有一些平凡时刻，无论是在家中，在学校，还是行进的列车中，我忍不住自顾自地在脑海里和自己对话：“这个从发现到现在，困扰我快2年的问题，等候了一整年的手术居然已经完成 5个星期了。” 就像所有那些等待已久的大事件，即便真的发生后，也会让人模糊了时间的界限。事后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以至于我还常常质疑自己，这两年真的有那么难过吗。
术后那个月底收拾衣柜的时候，搜出来两包英国买的安睡裤。再往前几天收拾储物柜的时候，迎头掉出来一大袋国内转运过来的安睡裤。原来它们在这！由于家里太小，它们又太占空间，习惯物品分类储存的我不得不在过去两年里把他们散落在家里任何可以藏身的角落。这两年，子宫里的几颗肌瘤成了蒙在我生活上一层薄但永远也驱散不了的灰色薄雾。除了每个月定期和它们打交道，尽量让它们不要太影响学业和工作，还花了大量的时间与本不熟悉的英国医疗系统周旋。连本来应该只充满喜悦的返乡之旅也成了紧张焦虑的医院之行。安睡裤这种调皮和随机的出现，似乎是一种信号 —— 那些不安、窘迫和疼痛，都是真的。
“在你来之前我刚刚丢了一个床单，去丢垃圾的时候蹑手蹑脚，感觉好像凶案现场！”前几天，朋友来我们家吃午饭的时候我自嘲到。因为恰逢经期前段，本来约在外聚餐，因为我不能远离洗手间也只好改在家中见面。手术后的这几次经期，除了恶心头晕还偶有存在，其他的一些症状似乎有了好转。只是总体的出血量有降，但头几天依然量大难以处理，也依然淋漓不尽。
分别打开购物软件，我又下单了 58 个安睡裤。英国的用于应急，中国的为下一次经期做准备。嗯，应该够顶至少2个周期！只是这次下单的心情少了一点焦灼，而好似长舒一口气后，那种坦然的接受。也许，这和人生中大部分的苦恼一样，没办法一劳永逸地处理。我们都在用自己能做到最好的方式，一步一个脚印，学着和它们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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